翻译 |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和跨性别理论

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Jane Ward & Susan Mann

翻译 | Salome 蒂娜 李林

校对 | 春琪美空

图源 | 网络

制作 | charlie.

本文译自《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Reading Feminist Theory: 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第六章“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和跨性别理论”导论，由CW与网哲邻人部合作完成。

《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发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尽管在1975年前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已有引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前，它们并未对美国女性主义产生显著影响（Messer-Davidow, 2002: 208）。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观点的强烈影响，20世纪的最后十年间，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出现。“酷儿”一词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理论视角和草根政治运动的出现。在跨性别研究的不同领域，研究者调查了各种形式的与性别模糊和跨性别认同相关的规则和暴力。为方便起见，下文提及的所有“后现代”均指后现代视域。

虽然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是涵盖性术语，指的是一系列多元的、有时相互竞争的视角，这些思想模式仍存在共同的基本假设，使得人们得以连贯地讨论它们（Featherstone, 1991; Rosenau, 1992; Ritzer, 2011）。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后现代认识论的关键特征，包括对知识的社会建构、知识的情境性和局部性、以及多元优势和现实意义的关注。这些特质也是立场认识论的典型，但两者的相似之处就到这里为止了。判断相对主义在后现代认识论中盛行，没有一个观点拥有认识上的特权。相较而下，现代认识论假设人们拥有裁决知识权利的能力，或者判断不同世界观效度的能力。

反之，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透镜下，更多的科学知识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会导致更多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和控制。后现代认识论通过质疑现代科学的这些特点，撼动了早期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缔造的现代社会思潮根基。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很多现代思想的特征。现代思想家经常毫不犹豫地使用群体概念，例如工人阶级或女性。相反，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所有群体分类（categories）都可以、也应当被解构为本质主义者；正如朱迪斯·格兰特（Judith Grant）声称的那样：“群体不是从整块布上剪下来的”；ta们“对现实的愿望或憧憬并不单一”（1993: 94），而是由拥有不同经历的人们组成。这一观点对许多早期女性主义取向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虽然交叉性理论家质疑，本质理论的“女性”分类忽略了女性的种族、社会地位和性取向的差异，但可以对她们自身的群体概念作出类似的批判，如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1990），或葛洛莉亚·安扎尔杜阿（Gloria Anzaldua, 1987）的“新女混血儿意识”。

酷儿理论家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对“黑人、中产阶层、美国、女同性恋身份的使用，如何使该分类的宗教、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之差异沉默”（2000: 441）进行了论述。其认为，群体分类，例如种族、阶层、性别，以及基于这些分类的身份，总是造成沉默或对差异性的排斥。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反对身份政治，共享福柯的自由观，将其视作“生活在无身份的快乐边界”（Foucault quoted in Grant, 1993: 131）。

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的作用并不是代表或反映现实，而是创造和指导我们的现实感。Ta们认为，群体概念和身份只是社会建构乃至社会虚构，用来规范行为和排斥异己。它们是一个更大的符号化秩序——符号和象征——的一部分，建构了我们的社会现实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现实是话语依赖的。Ta们的目标是解构这些虚构，从而破坏霸权论述。

虽然后结构主义之父米歇尔·福柯作为政治活动家支持女性主义，但他在理论作品中对女性主义的实际参与程度非常低。然而，福柯作品的许多特征都与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议题类似，并对后者进行挑战。他对权力和话语的论述，以及对性征/性别、性经验和身体的观点，创造了“福柯和女性主义间的张力”，并丰富了女性主义思想新方向的领域（Ramazanoglu, 1993: 1）。

米歇尔·福柯

现代权力和不平等理论常将权力概念化为个体或群体拥有或不拥有的事物——例如物质资源、政治资源和制度资源（Gatens, 1992）。现代女性主义——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尽管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全都持有这些等级化的、二元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观。相反，后结构主义者呼吁终止二重思想和二元论思想，提倡更加发散和多方向的权力观。选文80来自《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1976] 1980），其中，米歇尔·福柯论述了他的权力观，提醒我们警惕日常生活中扩散的、微观层面的权力。虽然福柯认同宏观层面的权力形式，但他主张权力“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来自底层”（Foucault, [1976] 1980: 93-94）。福柯认为，性方面话语的产生必须被理解为“多样的、移动的权力关系”（[1976] 1980: 98）。

选文87来自里基·威尔金斯（Riki Wilchins）的《性别酷儿：超越性别二元的声音（Genderqueer: Voices from beyond the Sexual Binary）》（2002），将福柯对权力的见解与她自己的个人叙事相交织，其叙事包括她作为MTF跨性别者的生活和遭到的断然拒绝，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大众，还来自女性主义者。在她的日常交际中，对身体、性和性别的话语权无所不在，甚至是当她进行无伤大雅的活动时也如此，如买一份报纸或坐在公共汽车上。她将这种权力描述为“在数以百计的日常交易中行使的小权力”（2002: 51）。威尔金斯将现代主义思想，及其二元思维和对单一真理的追求，视作“一种排挤个体真理的智力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对差异的镇压”（39、41）。她提出“性别酷儿”的概念，以此来挑战性征、性别和性经验的传统对立观念。

选文85来自朱迪斯（杰克）·哈伯斯坦（Judith (Jack) Halberstam）的《女性阳刚气质（Female Masculinity）》（1998），同样聚焦于性别政治，提及了一种她描述为“乱扔”酷儿资料（“littering” queer literature）的困境——性别模糊者所面对的“浴室问题”（1998: 22）。性别分化浴室的存续不仅“以极清晰的方式证明了性别二元论存在的大好势头”（1998: 22），还展示了男性和女性浴室是如何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这样做的。女性浴室需要更严格的性别检查和监控，但它们既不像气氛十分亢奋的性场所那样运营，也不具有和男性浴室相同的身体暴力威胁。

哈伯斯坦的书的基础，建立在阳刚气质“不可以、不能、也不应当被限制在男性身体及其影响内”（1998: 1）这一声明上。虽然女性阳刚气质在阳刚气质当代研究中常被忽视，但哈伯斯坦认为，“女性阳刚气质完美地展现了现代阳刚气质的塑造和形式”（1998: 3），从而附和了其他认为边缘化位置向主流形式提供了最关键见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除了使阳刚气质与男性分离，哈伯斯坦在书中还通过展示学者如何过于简单化、误解、或省略许多性别和性的实践，将女性阳刚气质与女同性恋分离（Adams, 2000）。

福柯有关权力的论著产生的另一重大影响，是质疑在启蒙精神影响下，认为历史朝着人类自由不断进步的观念。他指出，随着民主共和国兴起，相比起前现代社会中的高压和极权，那些更为隐晦的权力、统治和规训形式逐渐占据上风。女性主义者们尤其关注福柯如何将“身体”概念引入对权力的讨论。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 1979）中，福柯描绘了前现代时期的酷刑如何成为一种公共展览，展现权力对被统治者身体的作用。绞刑或断头台不仅仅是公众奇观，更表明这些惩罚方式直接将权力铭刻在身体之上。酷刑和折磨标记了身体:它应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或者是通过在其身体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1975] 1979: 179）。进入现代之后，诸如此类的当众处刑被更隐晦和有效的规训模式所取代，它们不仅限制和压迫身体，并且生产出“驯从身体”（[1975] 1979: 182）。他将这种对生命过程的全新管理形式称为“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爆发大量、多样的惩罚技术”（[1975] 1979: 182）来规范被统治者，从而达成对身体和人群的控制（[1976] 1980: 140）。

在来自《不堪重负：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1993] 2003）一书的选文83中，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提出，福柯对权力如何“从下往上”运行的分析，对理解女性气质（femininity）助益颇深，因为女性看上去十分乐意接受针对理想化女性气质的标准，甚至努力去附和这些标准。她研究了一系列与性别相关，且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的身心症候：十九世纪晚期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a），二战后的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以及近几十年来的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博尔多揭露了这些女性症候与女性气质的“正常”实践之间的联系，比如“厌食症导致的瘦骨嶙峋”将自身展现为“当代女性追求极致苗条的讽刺画”（Bordo, [1993] 2003: 170）。她的分析展现了女性气质在社会建构中的种种矛盾（即努力附和社会建构的标准），以及女性自身如何同时促成了这些矛盾的形成和统治。

在讨论应对女性症候的医学手段时，博尔多运用福柯的分析方法，说明十九世纪的科学进步如何孕育更隐晦、更现代的权力技术。例如现代医学和社会科学如何明确什么样的身体算作正常或变态、心智健全或精神错乱。这些科学讨论还划分了不同性别、种族和（或）健全/残障身体的界限。对福柯来说，这些新的讨论“以科学之名撒下了监视和控制的铁网”，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规训”或“监视”的社会（Miller, 2008: 254）。

在现代权力和监视技术中，福柯著名的“全景监狱”或“凝视”尤受女性主义文学中的重视。这种技术被福柯描述成一种建筑设计：全景监狱——十九世纪的监狱模型。模型中，几个守卫位于监狱中央的一个圆形结构内，囚犯无法看见他们，守卫们却能全方位凝视囚犯及其活动。不管守卫是否真的在场，预期效果是“在囚犯中引起一种永久可被看见的恐慌，由此确保权力的自主运作”，从而“人人成为自身的囚徒”（Foucault, [1975] 1979: 201）。对福柯来说，全景监狱是关于规范化结构的自我监管和控制的隐喻。

福柯“全景监狱”示意图

在来自《福柯，女性气质以及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1988] 1997）一文的选文81中，桑德拉·李·巴特基（Sandra Lee Bartky）运用福柯全景监狱的概念来研究女性如何将女性化和美的标准内化。通过遵守规训，例如节食、塑形运动和整形手术，女性不仅自我监督，也在她们的从属地位上与其他女性互相串通。她写道：“一个全景监狱式的男性鉴赏者存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意识之中：她们永久地站在他的凝视中，屈服于他的判断”（Bartky, [1988] 1997: 101）。跟福柯一样，她并不认为父权制是一种二元的压迫形式，而是一系列弥散的、无处不在的去中心化力量。她写道，“将女性气质铭刻在女性身体之上的规训力量无所不在又无处可寻；人人都受到规训，又没有谁受到直观明显的规训”（103）。的确，就理想化的女性气质和美感来说，规训权力的来源丰富多样，包括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几乎所有的媒体渠道。我们也从父母、朋友、爱人，甚至陌生人身上学习理想化的女性气质和美感表达。

抛开巴特基对权力及其技术的后结构主义分析不谈，她在下文中表现得更像个现代主义者：“我们生而为男性或女性，而非生而拥有男性或女性气质”（[1988] 1997: 95）。她认为性征是生理给予的，而女性气质是文化建构的——这种对性征（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分，在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中非常典型。与此相比，后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性征和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大多数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将生理女性和男性理解为固定的、物质性的基础，性别角色（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被强加于这个基础之上。学者们在福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质疑上述观念，认为甚至身体及其性器官（如阴茎、染色体、第二性征、荷尔蒙等）都被关于性别的先在观念（包括医疗权威的性别化假设）所形塑与赋予意义。选文86、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的《只应有两种性别吗（Should There Be Only Two Sexes?）》（[2000] 2008）表达了这个观点。对她来说，在社会层面上默认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会阻止我们认识到其他的可能，比如她讨论的多种性别。

总体来说，福柯坚持驳斥许多被我们珍视的对社会的预设——尤其是坚持将那些看上去自然的分类揭露为社会建构——这种坚持被视为他最大的贡献之一（Jones and Porter, 1994: 5; McWhorter, 1999: 36）。人文科学的“真理”试图建构身份并标记什么是“正常”和“自然”，福柯对这种“真理”的敌意不仅让我们注意到特权话语的危害，而且有助于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即社会世界可以“除此以外”。事实上，福柯被称为“‘除此以外’的哲学家”，因为反对规范化实践的思想是福柯哲学观的核心（McHoul and Grace, 1993: 125）。

酷儿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兴起，成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同性恋研究的跨学科综合领域。尽管酷儿理论建立在这些思想体系之上，它也将其引入了新的理论方向，把性经验，尤其是性/别规范（sexual norms）的起源和影响作为分析的核心。

同女性主义理论一样，酷儿理论具有深厚的政治性。它源自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必须认可、弘扬并维护性/别差异。正如女性主义理论由女性主义运动启发，并影响女性主义运动一样，酷儿理论与LGBT激进分子的政治运动相辅相生。

要认识“酷儿”一词，或许最重要的是明白，它不是LGBT身份或非直群体的同义词。与之相反，“酷儿”批判一切通过宣扬“正常规范”（normal）而传递压迫的事物。在1993年的选集《对酷儿星球的恐惧（Fear of a Queer Planet）》中，酷儿理论家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声明，酷儿一词“拒绝……简单地代表一种政治利益，而选择更彻底地抵制那些宣扬正常化的制度”，并且“将自己定义为反正常化而非反异性恋”（Warner, 1993: xxvi）。换句话说，酷儿并非站在异性恋欲望的对立面，也不意味着成为普通的、受尊重的同性恋公民，拥有和异性恋公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是抵制那些试图让所有人顺从于一种“正常化”秩序的文化和机制。这是酷儿理论的主要前提。

酷儿理论

选文88是从朱迪斯（杰克）·哈伯斯坦的《在酷儿时间与地点（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一书中选的《酷儿时间性与后现代地理学（"Queer Temporality and Postmodern Geographies"）》，着重批评了“规范性（normativity）”或“常规形式下的身份联系、归属和认同”（Halberstam, 2005: 4）。根据福柯的论断，同性恋的威胁在于它是“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性爱方式。哈伯斯坦认为“酷儿”不是一个由同性性行为定义的类别，而是一个描述在家庭安全和性/别尊严之边缘地带的生活经验的类别。与“酷儿”相对，规范性的要求依赖于有关性别与性经验的僵化观念，包括围绕一夫一妻制婚姻、核心家庭，和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来组织我们的日子。

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教导，成熟的人会长大，进入一夫一妻制婚姻（最好是与异性的婚姻），将性经验视为隐私，规避风险，并且尽最大努力挣钱为家庭增加物质财富。酷儿理论拒绝认为这样的选择最能带来满足感，拒绝认为它们是最负公共/政治责任（politically responsible）的交往方式。酷儿文化弘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往往以当地酒吧、公共表演、行为艺术、倡议作品、群体性探索和延伸社群为中心。因此成年酷儿持续参与到一些被异性恋成年人认为是幼稚、放纵或空想的活动中（比如换装表演、朋克乐队，或组织上街游行）——成年人被鼓励放弃这些行为，以显得更可靠。酷儿时间（queer time）因而反抗与异性恋本位的成年时期息息相关的社会规范，酷儿空间（queer places）则是可供酷儿亚文化生存的地点。

另一个关于酷儿理论的前提，是性别和性取向认同——关于自己是男性/女性的认同，或者异性恋/同性恋的认同——是人为赋予的，并且是不稳定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尽管大部分人把我们的性别和性取向认同当作生来就有，并且视之为我们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把性别看作一个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创造物是更准确的。长期以来，性别被用于为人分门别类，排序比较，以及约定秩序。”（Butler, 1990）。如选文82的标题《模仿和性别逆反（"Imitation and Gender Insubordination"）》（1991）所指出，巴特勒拒绝接受“性别是一个表达内在自我或关于性征之内在现实的东西（gender is a role that expresses an interior self or an inner reality of sex）”这样的观点。相比之下，性别更像是一种述行表演（performance）——性别是一种个体的仪式化行为，这些个体行为构建了一种社会虚拟的内在心理认同（Butler, 1990: 279）。对巴特勒而言，“某种行为未必源于某一个人，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被无数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动态塑造的”（1990: 181）。她运用述行表演（performativity）的概念来描述性别行为（gender acts）是如何从性别话语（gender discourses）中产生的——这些性别话语代代相传，就像某个角色的剧本台词在演员手中代代传承一样。“就像剧本台词一样”，性别的述行表演需要每个独立个体作为演员来“演绎、迭代，就如同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过”（Butler, 1990: 272）。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不得不重复上演的剧本，不断展示着一个人怎样是女人，怎样是男人，怎样是异性恋，怎样是酷儿；这个剧本永远不会被写完，并且正是通过这种表演性别与性经验（sexuality）的仪式化的规训过程，我们看似连贯与自然的“自我”才得以形成。这也是为何巴特勒形容性别为一种“对非原创的再复制”（1990: 95）。

第三个重要的酷儿理论前提是，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下，性别规约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等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等级制度。这个观点在选文37、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思考性（"Thinking Sex"）》（[1984] 1993）中给出了例子。如其在第三章所言，鲁宾讨论了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之下，似乎“社会需要在‘好的性’和‘坏的性’之间画一条线”——这条线，区分了什么是“性的秩序和混乱”（[1984] 1993: 14）。鲁宾坚决反对任何尝试把性“归于罪恶、疾病、心理错乱、病理、意志颓废、污染，或者是让帝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10）。她的观点是，主流而具有伦理意义的性取向是用来规范一切人的，这其中也包括拥有小众性别性取向、种族和经济能力的人。如此看来，她的这些重要理论也是酷儿理论的基石之一。

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或者说一种自然而然默认异性恋是天然、正常而正确的想法——是性别等级制度里面影响尤为广泛深远的一部分——这种性别等级制度源于对男女同性恋的歧视（Warner, 1993）。酷儿理论提出，异性恋正统主义是女性、男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浪漫、性爱、成年、道德、婚姻、儿童抚育和变老这些概念之构建的核心。比如，社会研究表明，在高中被同学称作同性恋会是几乎所有男生的噩梦，这会导致大家几近强迫地表现出男性主义、攻击性和暴力倾向（Kimmel and Mahler, 2003; Pascoe, 2007）。这种现象广泛存在，并解释了为什么酷儿理论会更关注异性恋正统主义思想，而不只是关注狭义的“同性恋恐惧症”——一种异性恋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恐惧和歧视——上。对同性恋恐惧症的关注可能有时候会反向增加异性恋群体和同性恋群体之间的二元论，因为同性恋恐惧症指出了异性恋群体并没有被同性恋恐惧感所影响，并且同性恋也是一种处在社会包容之外的人，需要特殊保护。把异性恋正统主义放在酷儿理论分析的核心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文化信念和制度实践上，需要我们所有人对我们的性实践和性别表演负起责任。

酷儿理论站在社会性别规约和异性恋正统主义思想之外，指出其压抑本性的一面并吸引了关注。和其他主流之外的声音不同，酷儿不会试图成为主流。相反地，ta们把自己永远放在主流边缘，作为现状的批评者。如此一来，酷儿理论家和活动家们让我们前所未有地铭记，规范性话语在边缘化他人的时候，给人造成的痛苦是多么巨大。

跨性别研究的核心是对性别二元的批判, 即人类非男即女的生物二元决定论。性别二元通过把人们划分为性别角色、为人们规定秩序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性别是一种自然定位，并且对任何冲撞男女性别二元的行为进行出警。女性受压迫是性别二元秩序的普遍而持久的结果，但它并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影响。酷儿、跨性别者以及任何身体或性别表达不符合男性/女性二元的人，在一个只相信两种异性的社会中都受到规训。事实上，由于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各自文化中刻板的性别理想，因此性别二元对每个人都有压迫作用。

对性别二元的批判

对某些人来说，实现这些僵化的性别理想尤其困难。例如，在美国，接近 2% 的儿童出生时是间性人（intersex），具有一些通常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和/或染色体特征的组合。尽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几十年来，西方认为人们要么完全是男性、要么完全是女性的信念，导致美国的医生对间性儿童进行手术治疗，通过改变ta们的身体以确保ta们符合一种性别类别或其他。相比之下，认识到“女性”和“男性”正在演变、可塑性和有争议的类别是跨性别理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关注性别人格被映射到身体上的方式。女性主义研究通常关注这种映射的影响，而跨性别研究则集中在这种性别分配最初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以及当我们的性别分配受到质疑或否认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跨性别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误认”（misrecognition）。因为性和性别承载着如此多的意义，我们都学会了塑造性别化的身体，来更好地适应社交场景或引发他人的反应。尽管我们所有人都在以性别化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身体，但跨性别理论家和活动家希望我们可以关注这一过程：其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塑造出能够引起最佳认可形式的身体，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性别痴迷的世界。这包括变性——声称与出生时的分配不同的性别——以及能够根据自己想要的性别改变自己的身体来被识别。

这本选集中的两篇选文解决了跨性别者所经历的误认和歧视问题。选文84来自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的《性别不法之徒（Gender Outlaw）》 （1994），其中，伯恩斯坦使用了一种个人叙述，将幽默和严肃并置来表达她的观点。而在来自朱丽亚·塞兰诺（Julia Serano）《鞭打女孩（Whipping Girls）》（2009）的选文89中，作者则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强调跨性别女性面临的特殊歧视形式，甚至呼吁对许多女性主义者与跨性别恐惧和厌跨女症（trans-misogyny）的共谋提出责难。特别地，作者指出了一些女性主义者（在第3章中讨论的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限制了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以女性身份出生的女性）的概念，并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其活动之外。^[2]

本章讨论的女性主义理论，建立在从根本上挑战现代性认识论，和动摇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之上。于是，前者寻求普遍“真理”和理论趋同的趋势让位于承认多重真理和理论多元化（Cheal, 1991: 153）。这种认知，以及对差异、解构和去中心化的关注，被一些观察家认为是女性主义思想的“范式转换”，并与早期的女性主义彻底决裂（Barrett and Phillips, 1992; Hekman, 2004; Mann, 2012）。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和安·菲利普斯（Ann Phillips）在其《破坏理论（Destablizing Theory）》中写道：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创始原则受到了先前的共同假设、和几乎被归入历史且丝毫未被怀疑过的正统观念的巨大挑战。这些变化属于‘范式转换’，从根本上推翻了假设而不是结论。”（19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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